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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罗德由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成为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也就是沐华平就任之后两个月，他获得了提拔，进入市政府任职。

这与大学的课程设置有关。一些大学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往往沦为鸡肋般的存在。教学方式的刻板僵化、考核的低要求，导致学生丧失学习热情，以“能过”就好的心态挣学分。至于更细化的写作课就更少。甚至在大学的文科专业里，写作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据我所知，做得比较好的有中山大学中文系，该系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100篇作文、8篇读书报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写作，均为必修课，有专门的导师进行指导，但这种制度在全国大学的文科专业里也缺乏类似案例，更别说其他非文科专业。可以说，无论存在与否，大学的写作课都处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本质上，反腐也需要充分吸纳社会监督，以此作为系统内监督机制的补充。在“网曝”曝出些许线索后，作为职能部门，在后续跟进处理中按图索骥一查到底，实现官方与社会舆论的良性互动，也更容易掌握反腐的主动权。对领导干部来说，家风关系的不仅是一身之进退、一家之荣辱，更关系到党风、政风、国风。对居于领导岗位、握有权力的官员来说，败坏的家风，更往往成为牵引其自身及亲属走向牢狱的绳索。纵观已查处的大案要案，很多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为中，往往有“家族腐败”因素。“父子兵”、“夫妻档”、“兄弟帮”屡见不鲜，甚至“全家总动员”，把公权力变成“私人订制”，最终一起走上不归路。

最诚实的语言是自己的行动。观察此次黄岩区纪委的应对过程，仍然可以看到基层纪委在执纪监督中的某些共性问题。池某举报周祥辉以后，黄岩区纪委的反应分了“三步走”。在接到池某的举报后，黄岩区纪委的处理方式是先对周祥辉做了党纪立案，但并未对其作出什么实质性的处罚，只是经组织部门安排，将其调到另一部门继续做副局长。在面对媒体的质疑时，黄岩区纪委给出了那个让舆论很惊诧的理由：周祥辉的不正当性关系并未广泛传播，亦没有导致家庭破裂，并未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并未予以处分。扫雷四队队长龙泉参加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二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当年也执行过地雷和爆炸物销毁任务，曾因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虽多年过去，当年的年轻军官已步入中年，体力有所下降，但在搬运装有引信的炮弹、剪除手榴弹拉线等危险环节，他都坚持独自完成。按照他的说法，他有经验，这样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