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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于被“双开”。天津市纪委在对他的通报中写到,于汝民在担任董事长及退休后,拉帮结派、培植形成“秘书圈”,理想信念丧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行政办事大厅“四零”服务承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人员与公示牌不符。宾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个别工作人员工作时间没有佩戴服务牌,服务台上也没有固定摆牌介绍工作人员基本信息。哈尔滨市道外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和限时办结制”等制度不够具体,内容比较分散,胡乱贴在厅内柱子上。哈尔滨市松北区国税局办税大厅工作人员着装不规范。
期间,韩迎新先后4次索取共计646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并未直接转到韩迎新账户上,而是给了其弟弟。辗转得手后,韩迎新买了原始股权、两套住房及车库,还办了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据其供述,在女儿留学方面,她找李靖忠要了130万。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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