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从行内人的角度来看，中央纪委的通知把过去机构改革易发高发问题包圆了，不给违纪违法者漏洞可钻。

这里也顺便劝告一下蓝营的支持者，在台湾这种蓝绿高度对立、族群难以融合的状况下，选票是用来惩罚最主要敌人的，而不是惩罚自己（人）。当所有位置（民意代表+县市长）都是绿的时候，自己的不投票不也是帮凶？而总有一些蓝营的人认为甚至叫嚣不投票，觉得这样做可以惩罚到国民党，实际上惩罚的是自己。绿营的人平时对蔡英文不“正名制宪”也一直骂，但投票的时候肯定是要去的。民主选举这么多年了，若连这些最基本的“台式民主ABC”都没学明白，那真的是白经历了这些年的民主训练。案件破获后，幕后策划指挥者郑某与陈某先后逃窜至国外隐匿，公安部禁毒局迅速启动国际警务合作，部署相关追逃工作。分别于3月7日、3月22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某、陈某某，并顺利押解回国。

报道称，普京在7日签署总统令，规划了到2024年前俄罗斯的战略发展任务和目标。作为领导干部，既要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也应维护其干部的正当合法权益，这一要求，并不过分。在日益讲究依法治吏的形势下，承诺取消干警周末休息，本身就需要加以限制，就需要规范权力的正常使用，而不是随意使用，失去了法律的底线。2017年6月8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新华/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