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玉琼的困境在于，她有心脏和脑血管疾病，每个月要花不少医药费，扣掉医药费，她的钱就不够生活了。她有子女，但是子女也都是下岗职工，生活也陷入了困难。她实在不忍心再去麻烦子女了。所以，尽管78岁了，她还是想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来养活自己。原来，早在2011年7月至2012年10月，两家公司的老板李靖忠经韩迎新介绍，以其他公司的资质，承揽并建设了舒兰市“暖房子”工程。结果，审计署发现，项目单位造价明显异常，远高于历年和同期参考单价。“2012年的单位造价达到2000多元/平方米，而往年的参考单价只有1000多元的样子。”

我们理解一些国民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但让我们回顾19世纪的英国从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历史：废除谷物法、废除航海法、取消特权公司、降低关税……英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后的这一系列举措，没有让英国丧失经济安全，反而推动英国登上全球经济体系的巅峰。余女士接到警官的电话后吓得不轻，连班都不上了，带着五六张银行卡共274万元直奔最近的银行，准备将名下所有资产全部转进对方说的“安全账户”去。眼看快到了银行，她看到了派出所，想着自己没干过亏心事，于是心一横，决定先来“自首”，来找警察把话说清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案件质量尤为重要。为了避免死刑案件出现错判，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专门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指“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33条规定，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可见，刑事诉讼法与《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用语有些不同，前者只是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后者则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以，从证据把握来看，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证据把握，也必须遵循“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标准。不过，外媒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两国的关系十分简单。虽然相比其他的西方领导人，默克尔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与俄罗斯保持对话，但在克里米亚2014年并入俄罗斯后，这位德国领导人仍是欧盟对俄制裁措施的主要制定者。此外，德国新任外交部长马克斯对莫斯科的态度也要比他的前任更加强硬。因此，普京未来在和德国政府人士打交道时，仍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