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既是诉讼主体，受到多种诉讼权利的保护，又是可能被定罪量刑的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多重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其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方式之一，避重就轻是其天然特色。第二，被告人的供述如查证属实，可以全面详尽反映其作案的动机、思想斗争、目的、手段和过程，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第三，被告人供述的主观性强，虚假的可能性较大。第四，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反复性和不稳定性，无法与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相比。第五，同案各被告人之间存在责任分担等利害关系，推卸责任、转嫁责任、减轻责任或者包庇罪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基于被告人供述的上述特点，办案人员审查被告人的供述要从取得程序是否合法、供述是否客观真实、供述和辩解有无矛盾、是否合理等方面着手。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九)加强督导检查。建立和完善两类学校质量监测和督导评估机制，将两类学校一并纳入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和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认定，已通过基本均衡评估认定的县区接受督导复查时应包括两类学校。教育督导部门要为每所学校配备责任督学，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充分发挥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和限期整改制度的作用，督促改进，以评促建，切实推动办好农村义务教育。但随着禁止体罚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一些正常、适度的教育惩戒受到了波及，一些家长将教师正常的惩戒行为解读为体罚，采取不科学、不理性的方式过度“维权”，导致教师投鼠忌器，即便是非体罚的惩戒措施，也不敢使出。最后，教师失去了惩戒权，但还可以“明哲保身”，只是对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这种被动常常让其感到无力与悲哀。而那些单靠鼓励与温和教育不起作用的学生，可能沦为最大的受害者，不光无法完成学业，更有可能走上歧途。一些学生暴力伤害教师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与教师丧失惩戒权有关。

(十六)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强硬件建设，充分利用卫星、光纤、移动互联网等，加快实现两类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结合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要求，以外语、艺术、科学课程为重点，涵盖所有学科，引进或开发幕课、微课等课程，提供丰富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保障两类学校开齐开足开好课程，弥补师资力量不足等短板。发挥好优质学校、骨干教师的辐射带动作用，采取同步课堂、公开课、在线答疑辅导等方式，促进两类学校师生与优质学校师生共同在线上课、教研和交流。研究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科学分析和监测两类学校教育教学情况，基于精确数据，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学习和改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发挥政府在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运用市场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强软硬件建设。遴选县域内经验丰富的教研人员、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赴两类学校开展经常性指导，提高发展和应用“互联网+教育”水平。

4月6日，布拖县公安局的一位民警在电话中说，阿布日木被抓时，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民警问他，拿着一把砍刀做什么？阿布日木回答说：我拿砍刀杀牛，我又没有杀人！微博“大V”“中国消防”也在昨天中午关注到这一热点，并直言“别拿违规当个性”。“中国消防”微博负责人王全军告诉北青报记者，学生寝室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用电管理有着严格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