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案件质量尤为重要。为了避免死刑案件出现错判，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专门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指“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33条规定，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可见，刑事诉讼法与《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用语有些不同，前者只是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后者则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以，从证据把握来看，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证据把握，也必须遵循“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标准。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1日上午宣布与台“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让台当局和岛内“独派”措手不及。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1日上午还在参加“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成立典礼，突闻“断交”后，蔡英文急忙回应“发生断交事件，对大家来说，心情上都有几分沉重”，紧接着便开始“甩锅”：“(断交)是北京当局对台再次打压，军机、军舰绕行，或是‘外交’打压，对两岸关系来说，都是不友善、破坏性的做法。”

“政事儿News”注意到，十八大以来，已有不少于5名驻京办主任落马，刘凤海和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琳，河北省民政厅原厅长古怀璞，芜湖市驻北京联络处原主任孙平，陕西省佳县县委书记辛耀峰。出生于1980年的娜塔莉亚现任俄罗斯杜马。她在2014年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检察长。政治立场亲俄罗斯的她，曾担任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的检察员，主张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据报道，不满“修法”的劳工团体已多次进行游行抗议，甚至包围台行政机构。还有“统派”团体打出口号，称“用大陆《劳动合同法》拯救台湾劳工”。但根据台湾“立法院”网站提供的照片，这批悍马看起来确实“上了年纪”，车辆涂装磨损严重，甚至个别车连轮胎都是漏了气的。据悉，每辆悍马车的检查维修费、运费等费用约为新台币1百多万（约22万人民币）。

陕西省监委组建后，今年2月28日，陕西省纪委官网再发通报：辛耀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这是陕西省监委组建后第一例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2017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福建、安徽、湖北在全国专利综合实力中排名前十。第二十九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二十八批护航编队担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