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a thomo thomo“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既是诉讼主体，受到多种诉讼权利的保护，又是可能被定罪量刑的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多重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其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方式之一，避重就轻是其天然特色。第二，被告人的供述如查证属实，可以全面详尽反映其作案的动机、思想斗争、目的、手段和过程，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第三，被告人供述的主观性强，虚假的可能性较大。第四，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反复性和不稳定性，无法与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相比。第五，同案各被告人之间存在责任分担等利害关系，推卸责任、转嫁责任、减轻责任或者包庇罪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基于被告人供述的上述特点，办案人员审查被告人的供述要从取得程序是否合法、供述是否客观真实、供述和辩解有无矛盾、是否合理等方面着手。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许多台湾大学教授毕生追求的价值和理念。卡“管”事件让许多平时不太对政治发言的他们也坐不住了，因为若他们现在不站出、若这一次退了，那么民进党的手会更进一步掌控大学的方方面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过早年台湾的威权时代，了解政党、政府把手伸到大学后对大学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努力，党政军至少从形式上退出了校园。他们并不希望经过奋斗、抗争才换得的“自由”的象牙塔再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影响。“自首？”值班民警赵旭鹏疑惑地接过女人递过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对方说自己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官，正在执勤公务，调查一起诈骗案，女人是嫌疑人。赵旭鹏一听，这不是典型的通讯诈骗套路么？

未来，报废汽车有望不再按吨计价、一称了之，而是“一车一价”，由市场自主协商定价。“今后车主有望得到更多实惠，更多报废汽车将回归正规拆解渠道，也有利于推动汽车后市场精细化、规范化发展。”高延莉说。

近段时间，在不少社交平台和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都出现了有商家销售地铁员工卡的情况。在商品信息中，这些商家往往会写上，卡是“公交员工复制卡、地铁员工卡，可以无限次免费乘公交，免费乘地铁3年”等内容。日前，根据这一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一举抓获伪造、倒卖员工卡的违法嫌疑人53名，另有多名买家也因为购买伪造票证被依法行政拘留。28岁的阿布日木，身高一米八左右，染着一头红色的头发。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